资本主义金融化的进程与新自由主义治理术在全球的扩展，促使国际左翼理论日益关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问题和理论意义。金本位解体之后，信用货币理论成为解释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方向，正是在信用货币理论潮流的推动下，债务问题进入当代学者的视野。福柯针对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分析得出了生命政治的思想，但是福柯对政治经济学概念和方法的回避使生命政治的批判流于表象。与之相比，德勒兹和瓜塔里最早基于同时代的货币理论研究，从货币与债务的角度阐释了资本主义的欲望生产方式，这启发了此后拉扎拉托意识到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生命政治的治理术核心机制即债务人的制造。此外，施特雷克和塞潘斯基也从债务的角度阐释了金融化的问题。在债务本质和货币起源的这一问题上，迈克尔·赫德森通过人类学研究，批驳了以物易物的货币解释，而主张货币的债务起源，并以此作为分析金融资本主义，特别是批判金融帝国主义的基础。大卫·格雷伯在赫德森基础上，反思了债务所蕴含的道德意义，并在货币的债务起源这一观点上，发展出了一种基于结构性暴力分析的债务理论，从而批判了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控制方式。立足于马克思的文本线索，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尽管从未直接从债务的角度论证货币的起源，但是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可以对债务问题进行说明。此外，马克思特别强调债务问题对于理解历史上阶级斗争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之中来理解债务问题，这与当代西方左翼理论从债务的表层结构出发有着本质不同。债务问题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视角，但以马克思对债务问题的态度为参照，缺少对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把握依然是这些理论的局限。
李乾坤，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本文原载于《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的金融化和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布展，如何把握这一变化的本质逻辑成为当代西方左翼理论的首要关切。在这一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反思与重构是一个重要方向，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题之中，对货币问题的反思又是其中最核心的问题之一。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 随着金本位的退场，信用货币论的解释逐渐取代了商品货币论，成为批判新自由主义货币主义理论的理论武器，也为重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信用货币论拒绝货币的商品起源，并将这一解释视作一种意识形态，而将建立在权力结构上的债务和信用视作货币的起源。债务问题因此备受关注。正如德国学者施特尔特在批判皮凯蒂时指出的，理解过去 40 年财富的变化，那就必定会得出结论：“线世纪的债务。”当代西方左翼理论从债务问题出发来解释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治理术与社会关系的探索，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关键参考， 为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涵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丰富发展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提供了契机。本文将尝试梳理概括其中的代表性观点并讨论其意义与局限。
债务问题的发现，与对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批判紧密相关，生命政治是债务问题和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一个连接点。福柯的生命政治思想，正是对20世纪下半叶新自由主义转型后的权力运行方式的概括。1975年之后在《必须保卫社会》《安全、领土与人口》《生命政治的诞生》等演讲中，福柯发现，作为资本主义典型和完成形式的新自由主义的权力运行方式，就是围绕“使人活”的目标，根据市场中的真理机制而展开治理。福柯认为，生命政治的权力类型，以新自由主义为典型表现。在《生命政治的诞生》演讲的主体部分，福柯几乎第一时间对当时刚刚拉开序幕的新自由主义时代（福柯将之具体概括为英美新自由主义）进行了理论分析。对这种权力形式进行一种抽象的概括，尽管有其意义，但也有停留在特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层、丢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嫌疑。美国左翼学者大卫·格雷伯则从另一个角度直戳福柯理论的局限，他认为，福柯的分析方法和西方批判理论一样，基本上还是将视角聚焦于“权力的高密度区域”，也就是说，更多是在进行一种形式层面的抽象概括，并没有揭示这种权力形式在内核中的运行方式。生命政治是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方法和特征，但它只是结果而非原因。原因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资本积累模式的变化中去寻找，这就不可避免地指向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金融化问题。债务与资本主义金融化，正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这一政治文化议程的社会经济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与福柯同时代的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以下简称《反俄狄浦斯》）一书中，恰恰直面了资本主义金融化问题，他们独辟蹊径从历史唯物主义与精神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欲望概念的引入而解释人类历史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结构。在这一结合之中，德勒兹和瓜塔里同样运用了政治经济学和人类学的理论资源，这特别体现在货币与债务概念之上，他们因而成为最早从债务问题来探讨资本主义最新形式的学者。德勒兹和瓜塔里较之于福柯的优势恰恰在于对经济学问题的开放性，他们第一时间引用了法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货币问题的相关讨论，例如苏珊·德·布朗霍夫和伯纳德·施密特的著作，这些经济学家都试图立足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来解释货币的内涵，将《资本论》第一册与第三册的货币问题统一在一起。
货币问题贯穿《反俄狄浦斯》的始终，德勒兹与瓜塔里在货币问题上的核心观点就是：货币从来不是基于“交换”的产物，或者说，交换从不是现代社会在经济学意义上所设定的物物交换以及等价原则，而是不平衡的权力结构的产物，这种权力结构正是德勒兹与瓜塔里通过欲望来解释的。他们指出：“欲望无视交换，它仅仅知道盗窃与礼物。”而债务正是这种权力结构与货币相结合的领域，德勒兹与瓜塔里以列维·施特劳斯的判断为依据指出，“债务不过是一个上层建筑，一种有意识的形式，通过它无意识的社会交换现实转变为现金（cash）。”在债务问题上，集中了上层建筑的意识形式与无意识的社会交换，但最终以“现金”这一货币的具体形式为表达。德勒兹与瓜塔里想要强调这样一个事情，那就是货币和商品生产这个表象背后，是不平衡的权力结构，而历史正是在不平衡的权力结构上进行的。正如拉扎拉托在他《战争与生产》的演讲中揭示的：商品生产背后，是战争。
在《反俄狄浦斯》中，德勒兹和瓜塔里以“欲望之流”作为历史解释的新基础，欲望机器所进行的欲望的生产，被理解为人类的历史进程本身。人类在历史中对欲望进行的辖域化和编码，也就是以一定的社会结构对欲望本身进行规定，构成了不同的历史形式。然而在资本主义之中，国家用抽象符号代替原始社会的纹身，来对“欲望之流”进行编码。资本主义通过对欲望进行去辖域化，并同时再辖域化，即通过欲望来进行社会控制。在资本主义之中，这种抽象符号就是法律和货币：“货币——货币的流通——是使债务无限化的手段。”货币这一抽象符号使得“无限债务”（infinite debt）得以出现。货币的首要目的因此并非为了服务商品交易，而是为了服务于资本主义国家对欲望生产的控制。在这个意义上，货币是统治的手段。德勒兹和瓜塔里概括道：“对于资本而言，它起源于通过货币抽象而带来的对财富的去辖域化；通过商业资本而带来的生产之流的解码；以及通过金融资本和公共债务所带来的国家的解码，通过工业资本的苏醒而带来的对生产方式的解码，等等。”“文明化的资本主义机器”，是通过控制欲望来进行生产的。
正是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启发下，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拉扎拉托直接从债务角度超越了福柯生命政治思想的抽象性。拉扎拉托发现了这一重要事实，即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核心，就是“债务人的制造”：“一系列的金融危机猛烈地揭示了一个主观的形象，虽然已经存在，但现在占据了整个公共空间：‘负债的人’。新自由主义承诺的主观成就（‘每个人都是股东，每个人都是所有者，每个人都是企业家’）把我们推入了负债的人的生存状态，既要对自己的特殊命运负责，又要对自己的命运负责。”拉扎拉托认为，金融经济的实质，并非金融与实体的脱节，而是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力量平衡的游戏，金融经济实质上就是债务经济：“在新自由主义中，我们简单地称之为‘金融’的东西表明了债权人—债务人关系日益增强的力量。新自由主义推动了货币、银行和金融体系的一体化，使用的技术揭示了其将债权人—债务人关系塑造为政治核心的目标……在当前的危机中，（资本）所有者和（资本）非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已经扩大到对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控制。”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核心，也就是债务关系对一切社会关系的控制。在《债务人的制造》与《通过债务的治理》两本书中，拉扎拉托尝试以债务为中心，作为分析“新的普遍性的全球性的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并探讨基于债务问题的斗争策略。
德国学者沃尔夫冈·施特雷克也从债务的角度探讨了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实质。施特雷克在《购买时间》一书中引用科林·克劳奇的观点指出，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转型在本质上就是“被私有化了的凯恩斯主义”。这个被私有化了的凯恩斯主义，其核心就是用个人负债代替国家负债：“被私有化了的凯恩斯主义用个人负债代替了国家负债来作为扩大政治经济中可分配资源的储备的调节机制……用个人债务代替国家负债的解决方案在政策理论层面找到了新的关于资本市场的理论来论证。资本市场按照这一理论是可以自我调节的，不需要国家的管制，因为各参与者研究其本身是拥有着各方面信息的，于是也能够规避系统不平衡现象的出现。因此，个人生存保障也就看起来完全可以通过贷款来实现，而这时，国家也就终于似乎可以完全向战后不得不负担起来的，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很可疑的，既保障经济增长又提供社会保障的责任彻底告别，从而把这些都重新推向市场以及在其中理性行为的参与者身上去了。到了这时，新自由主义的革命也就到达了其逻辑的终点。”施特雷克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观点，即新自由主义尽管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批判对象，但实质上只是将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政府责任即政府负债，转变为了私人负债罢了。
债务关系塑造了主体的存在方式，这是通过债务研究新自由主义治理术所得到的核心观点。德国学者阿希姆·塞潘斯基在近些年出版的《21世纪金融资本论》中也做了讨论。塞潘斯基认为，资本主义金融化所实现的“金融主体化”的核心方式，就是“不断利用套利机会（利用最小的差异）”来“从风险管理中获益”，伴随这一过程产生的衍生品，使得债务保险手段成为“承诺和盈利能力的目标”。塞潘斯基指出，衍生品以及围绕衍生品的投机造成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不再固定：“一方面，这里将不再有占据资本头寸的具有绝对主导地位的债权人；另一方面，也将不再有完全依赖工资的精疲力竭的债务人”，由于债务人的债务可以从一个债权人转让到第三个债权人，那么，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就不再是二元的个人关系，而是处于一种“债务链”的关系之中。以CDO为代表的多重证券，将债务链中的所有参与者捆绑在了一起，这样，债务结构就成为了“主体被治理和自我治理的金融逻辑和策略的延伸”，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不再是纯粹的资本服从关系，而是处于新自由主义的生命政治安排之中。这种债务链所搭建的金融实践监管制度，将风险结构纳入自身之中，也内化到主体之中：“这个集债权人和债务人于一身的金融化主体生活在一个漫无目的的未来世界中，这在一定程度上要求他将自己的社会想象力完全集中在自身风险管理上，充分利用风险潜力并实现回报最大化。因此，有关以前未知事物的任何观点都会被公然排除在外。”塞潘斯基通过对金融衍生品所做的细致分析，充分阐述了债务关系是如何塑造了“金融化主体”的，他特别强调了在金融化所塑造的“债务链条”中发挥的主体塑造作用。而债务关系深刻塑造了当代主体这一论题，也正是对生命政治的更为基础的论证。
从德勒兹和瓜塔里到塞潘斯基，他们共同阐述了债务问题对于理解新自由主义治理术、塑造主体的重要意义，揭示了新自由主义治理术正是资本主义通过将每个个体吸纳进债务链而实现的。他们的研究因此也从客观社会经济的维度具体解释了生命政治的发生机制。与此同时，也有学者直接从人类学的研究出发，探讨了货币的债务起源并以此展开对当代金融资本主义的批判。
正如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反俄狄浦斯》的探索所揭示的，实际上，对债务所做的历史分析，受到20世纪以来的人类学研究的启发。从这一角度切入研究货币理论的学者，也大多有人类学的背景。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学界在面对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兴起过程中，就洞察到债务问题对于解释金融资本主义的现实与历史的重要意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国学者迈克尔·赫德森。赫德森以其对当代金融资本主义的批判而著称。值得注意的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他在对金融资本主义的批判研究过程中，开始从人类学的视角去追问债务与货币的起源问题。可以说，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货币的债务起源，并以债务关系为基础解释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金融帝国的形成与特征，是迈克尔·赫德森在债务问题上的两个主要贡献，然而一直以来学界更多关注的是赫德森对金融帝国的分析，而很少注意到金融帝国的分析基础，即货币的债务起源研究。
赫德森明确反对传统的商品货币论，这种观点将货币的起源认定为商品交换，赫德森通过人类学研究得出结论，认为货币源于债务，他指出：“作为一种支付手段，早期使用货币化的谷物和白银主要是为了清偿此类债务。这种货币化不是实物货币化，而是行政和财政货币化。典型的支付方式涉及宫廷或寺庙，它们规定了货币被接受所需的重量、度量衡和纯度标准。他们的会计开发了货币，作为一种行政管理工具，用于前瞻性规划和资源分配。”货币并不起源于所谓的易货贸易（barter）或者说以物易物，而是起源于债务关系。这里便涉及了货币起源的两种观点，赫德森将之概括为国家起源和商品起源。
赫德森认识到，围绕货币起源存在两种意识形态。国家起源，主张国家控制货币，而易货贸易理论则主张银行主导货币。赫德森以萨缪尔森的观点为例批判了“货币起源的易货贸易理论”，指出萨缪尔森忽略了信用的意义，“这种观点将商品货币描绘成原始和自然的货币，认为历史的发展方向最终是今天的商业银行。它将信用置于易货——货币——信用序列的末尾，而非开端。”赫德森则似乎更倾向于将债务起源认作为在国家起源和易货贸易起源之外的另一种解释，但债务与国家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他在论述中不可避免地倾向于货币的国家起源说。迈克尔·赫德森同样认识到，货币产生于对抗性的社会关系，而非以物易物的物的关系，这种物的关系只是对抗性的社会关系的表象。
那么，在强调了货币的债务起源，以及债务对于理解社会历史的重要性之后，赫德森特别追溯了历史上自古巴比伦一直延续到拜占庭帝国时期的“禧年”（Jubilee Year），即定期赦免债务的制度。正因为债务关系建立在一种对抗性的社会关系上，又以复利为计算方式，债务规模必然呈指数级增长，那么债务的积累必将导致无法偿债的情况蔓延，最终导致社会生产秩序的崩溃，国王会定期采取赦免债务的措施，来避免矛盾尖锐化，这就是在古巴比伦曾经存在过的“禧年”，即国王周期性地赦免无法偿还的债务。禧年的目的是“防止大规模破产，恢复经济平衡并维持经济增长”。周期性地赦免债务之所以可能，源于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存在的一种力量的平衡，作为债务人主体同时也是社会经济的主体即自给自足的小农，是统治者所依赖的力量，而债权人则是少数富人和大家族，统治者需要依赖小农，就必须避免小农因无法偿还债务而破产流亡。但是在罗马帝国的寡头政治兴起后，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了。寡头所代表的是债权人的利益，罗马帝国以军事手段强制执行债权人特权，兴起于古巴比伦的周期性债务赦免便逐渐消失了，“小农的财产安全被债务的神圣性取代，而非其定期豁免。”通过取消债务定期赦免，捍卫债权人利益，巩固了罗马帝国的统治，为罗马帝国提供了大量因无法偿还债务而制造的奴隶，但这也为罗马的危机埋下了伏笔。其实，赫德森是在借古讽今，昔日的罗马帝国正是今天的金融帝国：美国。赫德森无疑推崇赦免债务对于社会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他甚至大胆地阐释，基督教赋予了债务赦免的理想以末世论的意义，《圣经》中的可信内容就在于耶稣要恢复历史上的“禧年”即债务赦免这一经济法则，这是他向世人宣布的“好消息”的真实内核。通过判定货币的债务起源，并分析债务的历史，赫德森想要揭示的就是货币背后的权力斗争，即公共政策应当服务于哪个力量：“易货贸易理论与国家货币理论之间的冲突，归根结底是公共政策应该有利于债权人还是债务人”。赫德森最终的落脚点其实是国家货币理论，在他此后的研究中都主张国家干预的重要性。
对货币的债务起源以及债务赦免的人类学研究，有力地支撑了赫德森对金融资本主义的分析。赫德森在他一系列著作中，深入分析了债务关系的调整与美国“金融帝国”形成的内在联系。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赫德森就曾撰文警告第三世界国家无法偿还债务的风险。赫德森的核心观点在于指出：美国“金融帝国”的形成与20世纪资本主义世界对于“债务”的处理方式有根本关系，20世纪上半叶“债务神圣”的认识，使得英国与欧洲因为两次世界大战，清偿美国战争债务而根本上失去债权国地位。
二战后的美国，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巩固自己国际范围内唯一最大债权国的地位，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当美国开始成为债务国时，就开始创造性地以债务国的身份面向欧洲和亚太行使霸权，布雷顿森林体系必然瓦解，“资产货币（黄金）”开始转变为“债务货币（美国公债）”，“国际收支平衡与国内货币调节之间的传统关系”被颠倒，这样，“基于美元不可兑换的美元债务本位制诞生。外国政府发现它们已不能用美元购买美国的黄金，而只能购买美国的国库券及少量的美国公司股票和债券。”而国际范围内美元债务的循环，成为美国金融帝国的核心逻辑。赫德森指出：“美国政府几乎没有停止这种美元债务循环的动机。它认识到，外国央行不得不接受更多的美元，以免世界货币体系崩溃……人们总体上认为，这样的体系崩溃对外国的伤害将比对美国的更重，因为外贸在外国的经济生活中扮演了更大的角色。美国的战略家认识到了这一点……”正因为美元成为世界货币，所以美元债务对于美国来说非但不是一个迫切的威胁，反而是可以通过国际政治活动和外交手段操纵世界经济的武器，因为其他国家不得不接受美元维系这一全球“公共产品”。这便是金融帝国的运行逻辑。赫德森关于金融帝国建立在主权债务关系上的判断，也得到了其他研究的佐证，杰罗姆·鲁斯就聚焦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权债务违约率持续下降的事实，并分析了其原因即迫使债务人履约、巩固债权人权力的三种执行机制，这三种机制与新自由主义紧密相关。
金融资本主义最终造成的是寻租（经济租）的食租/食利者的经济结构。金融资本主义对劳动的剥削方式是：“金融资本和其他食利资本寻求使劳动者最大限度地把工资用来偿还债务，以及购买被垄断以产生垄断租的基本服务。”赫德森强调，金融资本在其具体操作上，是以债务的“复利的魔法”来进行的，联系马克思和阿多诺的辩证法思想可以发现，金融资本正是那个统治现实、摧毁现实的纯粹抽象概念。债务的扩张是掠夺性的，它的增长在逻辑上是不受限制的，因此超出债务人的偿付能力是必然的。正因此，它也必然造成工业经济的生产与消费出现通缩。面对这种状况，赫德森给出的方案是国家发挥作用，银行体系国有化，限制债务扩大和食租食利经济的膨胀，将货币与土地用于公共事业。正因此，赫德森一直以来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给予了高度肯定。但是与此同时，赫德森也似乎低估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的本质联系，从而将工业资本主义与金融资本主义简单对立起来。
如果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可以发现赫德森过于强调金融帝国体系下的主权债务关系，而缺少施特雷克和塞潘斯基所强调的一国之内债权人与债务人身份的复杂关系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和对主体的塑造。但是，赫德森关于货币的债务起源与债务赦免、债务与金融帝国的形成和债务所造成的经济脱实向虚的观点，影响、启发了一大批学者，这其中，就包括左翼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
大卫·格雷伯曾与迈克尔·赫德森有着深入的学术合作关系，他2011年出版的《债：5000年债务史》，是将债务问题真正专题化并使之进入大众视野的重要著作。大卫·格雷伯详细全面地研究了债务在人类历史与当代的作用，与此同时，他与赫德森也存在着关键的差异，这就是：赫德森最终通过债务的研究，很大程度上站在了国家货币理论之上，与此同时格雷伯则始终保持了彻底的无政府主义立场，他对债务表现出了彻底解构的态度：货币的起源——债务，即一种应当被从根本上超越的结构性暴力。格雷伯对债务问题进行了社会文化意义的反思，进而反对“物物交换”产生货币的观点，而强调债务是货币的根源，并梳理了其历史，最后讨论了债务货币化的影响。
格雷伯首先对债务的道德意义进行了反思。在人类历史中，债权人和债务人的身份始终与不同的道德评判捆绑在一起，“欠债还钱”被视作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格雷伯要追问是什么使其理所当然的？因为在历史上又不乏对债权人、放贷者的道德抨击。格雷伯认为，债务并非一种客观的经济活动，而是与社会生活以及其中的价值判断紧密相关的道德活动。“欠债还钱”实际上并非经济学范畴，因为如果是经济学范畴，那么债权人理应承担经济行为应有的风险。“欠债还钱”实际上属于道德范畴，而债务与责任的区别，不过就是“能够被精确地量化，量化的过程需要借助货币来实现”。格雷伯指出，“毕竟，道德的全部内容不就是围绕人们应该偿还自己的债务而建立的吗？”道德的全部内容都围绕着债务的偿还，这是一个极具人类学色彩的观点，莫斯的名著《礼物》就曾围绕着古代的交换形式阐述了这一问题。格雷伯认为，债务的基础就是结构性暴力，债务实际上是对结构性暴力的转译和掩盖，他说道：“要想证明建立在暴力之上的关系的合理性，要想使其看上去更加符合道德要求，那么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能够媲美将这些关系用债务的概念来改写——最重要的是，改写的做法能够立刻使受害人看起来是做错事情的乙方……几千年来，施暴方成功地告诉受害者他们欠自己某些东西。”“几千年以来，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斗争在绝大多数时候是以债务人和债权人相冲突的形式呈现……古代所有的革命运动都有同样的一个步骤：‘取消债务并重新分配土地’。”阶级统治在历史上基本上以债务的形式发挥作用。
尽管债务人常常被扣上道德的消极评价并遭受惩罚，然而与此同时，人类历史上总有特定的债权人和债务人被区别对待。格雷伯追溯了18世纪20年代新闻记录，它证明英国监狱中欠债的贵族和欠债的平民待遇是不同的，在这一有趣然而重要的事实之上，格雷伯联系到了当代的境况：“你可以把当前世界的经济形势看作英国监狱的放大版本：这时美国就是贵族债务人，而马达加斯加是在隔壁牢房里忍饥挨饿的平民。同时，贵族债务人的仆人会教训平民，宣称他的问题源自他自己的不负责任。”同样是债务人，但却因为其身份的差异而被不同对待，这本身就说明了债务之上的道德含义完全是社会关系建构的。
其次，大卫·格雷伯同样批判了“以物易物”模型，继续以人类学研究为依据论证货币源于债务。格雷伯认为，债务关系往往出于非“经济”的动机，也因此被经济学家们所回避，他们更倾向于“在一个完全抹去了放贷和债务的空想世界中展开货币的故事”。格雷伯指出，近代以来的经济学家正是以幻想的方式，以“以物易物的方式”来论述货币的故事，将货币作为以物易物过程中出于便利需要而创造出的产物。亚当·斯密便是这一经济学传统的奠基者，斯密提出这一观点的主要政治意图，就是针对“货币由政府创造这一观点”，与此同时，斯密在他的时代又完全缺少人类学知识，因而恰恰奠定了此后完全缺少“人类学想象力”的经济学方向。格雷伯认为，如果来到摩尔根以来的人类学研究之中，就会发现以物易物的解释模型完全是一个陷阱。
大卫·格雷伯引用人类学家卡洛琳·汉弗里的观点：“从来没有人描述过纯粹的以物易物经济的例子，更不用说货币从中诞生的过程。所有可得的人类学研究都表明，从来没有存在过这样的经济模式。”而以物易物“直到现代才真正开始被广泛使用的……以物易物发生在熟悉如何使用货币的人们中间”，所以斯密所代表的经济学家们深陷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之中，认为离开了货币就没法讨论交换，对此大卫·格雷伯讽刺道，这些经济学家的想象力非常有限，他们无法超出资本主义社会来思考、理解交换。经济学局限于个体之间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物物交换的解释之中，“这门学科必须假设这种物品的交易不能和战争、激情、冒险、神秘、性或者死亡有任何关系。”经济学的这种认识，以至于构成了今天人们的常识。在前资本主义的历史之中，交换建立在具体的人的关系之上，而非直接的（即当下进行的）以物易物，这是一种“礼物经济”。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建立在人的依赖性之上的社会物质变换。真正的物物交换恰恰产生在货币出现之后。
那么，货币是如何产生的？大卫·格雷伯明确支持信用货币的解释方式，认为货币产生于信用和债务，在这种解释中，货币只是衡量债务的标准。他以“亨利欠条”的例子来说明，原始债务才是货币产生的根源。偿还债务的承诺，使欠条成为货币的依据，但在无数次的交换中，人们最终会忘记、不在乎欠条最初的主人也就是最初债务人。而且，债务之所以可以成为货币，就在于它建立在偿付的承诺之上：“只有在亨利不偿还债务的时间段内，欠条才能充当货币使用。事实上，这正是最初建立英格兰银行（第一家成功经营的现代化中央银行）的逻辑基础……只有在国王尚未偿还最初的那笔借款的情况下，整个体系才能存续。直到今天，王室仍然没有偿还那笔贷款；它不能被还清。一旦那笔贷款被还清，英国的整个货币体系都将不复存在。”而政府要求民众纳税，纳税正是货币获得信用可以流通的根据。接下来格雷伯得出了一个核心观点：“无政府的社会，通常也没有市场。”货币和市场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通过国家和政府产生的。格雷伯引证了包括克纳普和赫德森在内的诸多文献来论证这一判断。格雷伯还指出，凯恩斯也对政府和信用产生货币的观点保持开放态度。
这样，通过债务来解释货币起源，格雷伯打碎了斯密所开启的将政府和市场机械对立的自由主义传统，通过货币的债务起源可以清楚看到，没有政府的社会便没有市场。在这里，格雷伯的无政府主义立场显露了出来，政府和市场，都是一种权力的中心结构，也就是格雷伯后来所归纳的人类社会历史的“结构性暴力”，结构性暴力即“普遍存在的、靠威胁施加身体伤害为根本后盾的社会不平等形式”，而债务本质上就是这种结构性暴力的产物，政府与市场也都是这一结构的不同形式。格雷伯直指继承斯密衣钵的新自由主义学者，这些人一方面对货币的政府理论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又为政府工作，在不存在市场的地方创造市场。可见，格雷伯对债务的人类学分析，始终以对新自由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的批判为核心问题意识。
最后，格雷伯通过债务问题也对金融问题，对新美元政策，债务货币化问题进行了反思。格雷伯注重将人类学的方法放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之上，他因此也是研究金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文化意义的重要学者。格雷伯认为，金融市场从本质上是无法预测的，金融产品是精心设计的骗局，这些产品的设计方式必然蕴含着违约，赌注只是出现违约需要的时间。付清赌注的责任交给保险集团，一旦保险集团无法偿付，就转嫁给纳税人。这就是2007—2008年金融危机的实质。格雷伯从债务分析的基础上特别强调，金融是由暴力支撑的，格雷伯发现，在关于银行业的方方面面的讨论中，“战争和军事力量在这些事件幕后所扮演的角色”，然而银行这个巫师凭空造钱的奇怪能力，原因恰恰是他身后“有人拿枪指着他”。而美国的霸权正是建立在“战士与金融家的联盟”之上，在浮动的美元取代了金本位之后，美国将自身国债变成世界的储备货币，作为“世界上价值的终极贮存形式”，可见，格雷伯的理论中，债务所具有的结构性暴力，古代社会和今天的美国霸权本质上具有相同的结构。
马克思并未对债务问题展开过专题研究，但在他不同时期关于货币、信用制度、原始积累和生息资本的一系列讨论中都涉及债务问题，我们可以归纳出马克思在债务问题上的三个基本特征：第一，不同于当代西方左翼理论所主张的货币的债务起源论，马克思并未明确、直接将债务视作货币的根源。从表面上看，马克思还是从商品形式中来推导货币的。然而马克思从商品形式来推导货币的做法，是以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体为前提而进行经济学范畴的叙述来推导货币的逻辑起源的，而非历史描述，马克思的重点是为说明货币只是价值的表现形式。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与货币的债务起源论或者说信用货币论并不矛盾。第二，马克思特别强调债务问题对于理解历史上阶级斗争的重要性，阶级斗争在历史上常常以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斗争形式表现出来。第三，马克思是在包括了产业资本、货币资本等资本形式在内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之中来理解债务问题的，这与当代西方左翼理论从债务的表层结构出发有着本质不同。马克思尤其重视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形式中考察债务问题。例如，马克思会讨论国债对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作用，以及在生息资本的讨论中，对货币资本家借贷出的货币的使用价值所做的定义，认为其使用价值就在于生产平均利润，这是区别于历史上的债务形式的关键。仅仅抓住一个债务的解释路径，实际上根本无法解释清楚债务在当代的机制，特别是金融资本的“债务链”与古代世界债务关系的本质不同。
与马克思对债务问题的基本观点相比，当代西方左翼理论对债务问题的探索显然缺少明确的历史自觉，他们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来考察债务问题，没有深入探讨债务与生产关系特别是阶级关系的内在联系，也没有严肃对待债务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功能，他们和西方左翼理论分享了共同的弊病，即往往将个别理论线索和环节抽拔出来作为分析问题的唯一角度。这是需要我们冷静辨析的。除却这些问题，应当说，西方左翼理论对债务问题的研究在理论上还是有许多启发意义的。
首先，近年来西方左翼理论对债务问题的讨论，发展丰富了信用货币理论，其中提出的诸多观点，为我们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深化货币理论理解提供了新的角度。如何以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回应信用货币理论，特别是货币的债务起源论，如何理解马克思货币理论与劳动价值论的内在统一，就成为迫切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其次，西方左翼理论对债务问题的研究，破除了包裹在债务上的拜物教外壳。债务关系并非永恒的社会存在，围绕债务关系的道德评价也并非永恒不变。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债务的本质就是一种阶级关系所决定的结构性暴力。私有制赋予了债务以一种道德性的、自然性的意义。债务的拜物教首先体现为对债权人权利的袒护和对债务人的贬低。对债务的拜物教批判，本身也是货币拜物教批判的题中之义。破除债务的拜物教，也为在社会治理和国际关系中赦免债务提供了理论基础。
再次，通过债务问题，西方左翼理论集中揭露了当代金融资本主义背后的剥削性生产关系。债务问题洞察新自由主义政治议程和金融资本主义积累模式的结合点，债务人的制造是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核心，因为私有化、市场化是制造债务人的前提，而治理对象一旦进入债务的链条中，便自然臣服于经济的治理。脱离了金本位，以美国国债为信用的美元继续作为世界货币，成为全球支付与储备的手段，这是美元霸权的根基。在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化、金融化转型后，债务日益发挥了核心的社会控制功能。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债务的根本是阶级问题，即所有制问题。当代资本主义以债务所实现的社会控制，也标志着它在一个新的水平上向食租经济复归。这也是为何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呈现出一种封建化特征的原因。
在现实维度上，对债务问题的认识和研究与经济建设、社会治理和国际关系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债务问题可以被视作是我们驾驭资本逻辑、推动“慢资本”发展的一个有效切入点。不论在国内经济中，还是在国际关系中，我们都应本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理念，科学准确对待债务问题。例如在国内经济建设中，以正确的理念和方式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加强企业债务管控，探索化解个人债务的路径，推动经济稳定高质量发展；在国际上，则应不断降低对美债的依赖，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